4月初一个雾气弥漫的早晨，数十辆载着中国民营钢铁业精英的奥迪车停靠在山东肥城市宝盛大酒店门前。沙钢集团董事局主席沈文龙、德龙集团董事长丁立国等鱼贯而出。他们在工作人员和记者们的簇拥下，来到二楼“全联冶金商会二届二次会员大会和2015年第一次理事会”会场。

通常，这种公式化的会议意味着冗长枯燥的演讲，再加上一番“义不容辞”的美誉。如果这就是今天来宾们预料的内容，那他们一定会大感意外。

“2015年，一些钢铁企业要想好怎么去‘死’。”在主席台中间位置就坐的原国家冶金局局长、全国工商联冶金商会原名誉会长赵喜子神情严肃地说道。

此时，斜对角第一排的山西闻喜县县委书记张汪尤抬起头，不安地望了一眼赵喜子。他心里清楚，“死”的对象就包括闻喜县辖内的山西海鑫钢铁公司。

2014年11月，这家山西省*大民营钢铁企业在开开停停挣扎了4年后，*终启动了破产程序。海鑫钢铁直接和间接支撑着闻喜县约1/4人口的生计，纳税额占全县的60%。

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钢铁行业自2008年进入低迷期，尽管2014年粗钢产量以8.23亿吨刷新历史记录，但粗钢表观消费量为7.4亿吨，30年来首次出现下降；钢材价格跌至2003年以来的历史*低水平。

工信部产业政策司副司长苗长兴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2012～2014年，钢铁行业基本处于亏损状态，*低时钢铁主业不到1%的利润率。今年一季度，国内大中型钢企亏损面近50%，钢铁业已成中国“*不赚钱”的行业之一。

举债度日成为大量钢企普遍做法。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员企业2014年负债总额3.2万多亿元，资产负债率为68.3%，部分企业负债率已高达80%；其中，银行借款额1.3万亿元，另有近1.9万亿元的高息短期贷款。今年一季度，钢铁业遭银行抽贷约650亿元。许多业内人士认为，钢铁财务危机随时可能大面积爆发。

2014年，除海鑫钢铁外，四川省大型钢企川威集团、黑龙江*大钢企西林钢铁集团等，相继传出面临破产重组窘境的消息。今年3月下旬，攀钢集团成都钢钒有限公司变相裁员1.6万人。

按照工信部正拟出台的《钢铁工业转型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7)》等政策，在此前4年压缩9000万吨的基础上，到2017年还要再压缩8000万吨钢铁产能，钢企数量保持在300家左右，产能利用率达到80%以上；到2025年，前10家钢铁集团粗钢产量占全国比例不低于60%，形成3～5家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超大型钢铁企业集团。

重整的过程中还有环保压力。新环保法、钢铁工业污染物排放新标准等正式实施后，钢铁企业要达到国家新的排放标准，吨钢环保投资需要增加13%，运营费用增加200元左右。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新环保法要求过高，或将倒逼一部分钢铁企业“速死”。

“对于拥有300多万人的钢铁行业来说，过去的3年只能算是冬天，今后才是真正的寒冬。”赵喜子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拉不住的缰绳

肥城会议当晚，张汪尤再次做出努力。他找到赵喜子和部分参会企业家，希望借助他们的力量尽快撮合海鑫钢铁重组事宜。

德龙集团董事长丁立国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除非再打一下折扣，还要拉上银行一起，否则难！”

残酷现实背后是钢铁业积重难返的产能过剩。1996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一产钢大国后，一直保持高速发展。2000年～2008年是中国冶金工业史上的黄金8年。

“那时，不管上什么钢铁项目都赚钱，每吨至少有千元左右的利润，真有点数钱数到手发软的感觉。”邯郸钢铁集团副总经理魏广民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作为邯钢人，魏广民有值得骄傲的资本。1990年代中期，以“抓效益、降成本”闻名的邯钢，在全国范围内打造了一面金字招牌——“工业学邯钢”。但随后事情的发展却偏离了当初的设想。

在高利润面前，邯钢的“6字真言”被同行们抛在了脑后，钢铁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近乎疯狂的阶段。2003年，钢铁业总投资1427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87.2%。其后数年粗钢产量增速维持在20%以上，2007年一度接近30%。大干快上为日后钢铁行业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钢铁行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进入门槛不高，但退出很难。于是，决策部门频频出招给虚火上升的钢铁业降温。据不完全统计，从2004年2月至今，国家相关部门已先后出台了20多项淘汰钢铁落后产能的政策。

尤其是2004年江苏铁本事件，更显现出决策部门的焦虑和决心。时任中钢协常务副会长罗冰生曾表示，制止钢铁行业违法违规、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大产能的问题，不只是钢铁行业自身问题，它涉及我国经济发展保持合理投资结构等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

但其后钢铁业的热情不减，大量企业仍以各种名义未批先建。甚至有业内人士形容，每次对钢铁行业的调控后，都会迎来钢铁行业的新一轮“狂欢”。

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钢铁企业被迫大幅度减产。2009年，全球钢产量锐减21.5%。但紧接着在“4万亿”大规模刺激政策下，钢铁业再度掀起投资高潮。到2014年，我国粗钢产量8.23亿吨，约占全球一半。

河南省*大钢企安阳钢铁集团董事长李涛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分析，刺激政策拉动钢铁消费持续时间并非很长，但加上有较大比例的钢铁消费是新建和改建钢厂的内循环消费，随着时间推移，钢铁消费量和产能的关系越来越不成正比，导致钢铁产能过剩。

通常产能利用率在75%以下即可称之为产能过剩，2014年我国钢铁产能利用率只有70.69%。

但需要区别对待的是，我国钢铁产品中的粗钢、铸铁管、不锈型材、螺纹钢、普特钢等产能过剩，附加值较高的镀层板、冷轧薄板带、中厚特带钢、合金板和电工钢板等则需从日本和德国进口。2014年，我国进口钢材1443.21万吨。

河北钢铁集团董事长于勇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进口钢材仅占全国钢产量的一个多百分点，这些钢材中的大部分品种我国企业也能生产，只是缺乏稳定性，竞争力较弱。

市场何以失灵

每次政府出手调控，许多国企的产能产量下降，但全国的总量却在上升。

背后原因在于，近十多年来民营钢铁企业发展迅猛，已从2002年的三分天下，发展至2012年占据半壁江山。

因此，有批评人士将产能过剩的矛头对准了民企，并指责后者靠不开发票，延长工人工作时间等手段在效益上超过了国企。

对此，沙钢集团董事局主席 沈文荣 在《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规范化经营同样是规模化民企的基本准则，他还反问，“那些严重亏损、资不抵债的国企为什么不倒闭？”

无论国企民企，中国钢铁行业面临一个共同难题——边际生产者退出难。通常情况下，排在钢铁行业“队尾”、处于盈亏平衡线附近的企业，即为边际生产者，充当钢铁供求关系自动调节器的角色。

2003～2007年，中国大中型钢铁企业平均利润*高8.1%，*低6.5%，意味着这一调节器运行比较正常。但2009年后“失灵”，一些企业没有利润也不轻易减产、停产，甚至越亏损越增产，不仅抬高了原料价格，又亏本倾销拉低了钢材价格，使得钢铁行业的平均利润率远低于合理水平。

其中不乏一些地区的骨干企业。比如安阳钢铁，前几年曾大幅亏损。有业内人士表示，如果安钢是民营企业，可能早就关门了。它之所以还在生产，就是为了养活2.5万在岗职工和3.2万“三产”及退休人员，有生产才有现金流，才能发出工资，“这是国企的责任所在”。

规模更大的山东钢铁集团董事长任浩也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我们有近10万员工是吃钢铁饭，钢铁主业如果不能自己造血，企业发展将不可持续。”

“地条钢”屡禁不绝